简要内容：在产业升级的带动下，国家严控土地使用，发展集约用地的大势下，工业地产的价值越来越凸现出来。而产业和产业的切入又是工业房地产的重中之重，从工业房地产角度来说，因为它的客户对象不一样，面对需求的基础也不一样，所以关注工业地产的发展必须要密切关注影响工业地产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一）有利因素 1、国际产业转移和工业体系全球化 随着工业体系全球化趋势的加剧，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生产或服务转移到海外，再把产品纳入旗下的全球供应体系，形成供应链的重组，全球的工业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工业化进度加快，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价格低廉，在工业全球化格局中比较优势明显，工业制造企业纷纷崛起，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工业产品加工厂。 2、产业结构性调整和产业升级 中国在很多领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这虽然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所致。正是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和目前产业环境的改变，各级政府开始把产业结构性调整和产业升级当成主要经济工作来抓。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许多二、三线城市正在积极备战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产业大对接。 3、市场需求巨大 众多外资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在中国建设生产基地，给工业房地产带来了稳定持续的客户群体，而国内工业制造业的崛起更是蕴育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工业地产需求市场。 4、投资回报率高 目前国内工业地产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保守估计在8％以上，好的项目能达到9％，甚至高达17％左右。如果仅从标准化厂房的投资建设来看，工业用地的年限是50年，以现时建标准厂房来计算，年回报率大约在12％－16％，回报率较高。 5、融资渠道有望拓宽 2008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中与房地产行业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两点，分别是《意见》的第一部分，即“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和《意见》的第五部分第十八条，即“开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试点，拓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即REITs）是一种以租金收益为标的的融资产品，普通住宅项目不能以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形式上市，以持有物业为开发模式的商业或工业地产企业将从中受益 （二）不利因素 1、市场风险将不断提高 (1)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还会持续甚至加剧，工业地产的投资与开发成本将大大增加。 (2)国内目前还缺乏完全立足于工业发展的工业地产开发商，其经营目标还主要在于规避政策风险和追求短期土地增值收益上，这将产生巨大的供需求脱节，经营风险不可避免。 (3)开发商和业主在工业地产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态度也更为主动。 (4)由于目前普遍存在的市场供大于求现象，工业地产的质量要求更高但价格却在降低。 (5)地产租用方正变得更为理性，他们希望租用的地产地理位置更佳、基础设施更成熟、业主管理更规范。 2、工业用地供应继续吃紧 从政策上来看，中国工业用地粗放式的供应阶段已经在2007年走向结束。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将成为调控的重点。这种政策的结果将使得工业地产市场上土地供应更加紧张，土地投资成本也将大大抬升。 3、融资渠道有限 国内开发商中，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证?市场来获取一定的融资能力，而更多的开发商基本上是靠银行贷款这个单一的融资手段来实现资金融通。这种融资条件显然不足以支撑开发商追求长期经营、回收成本与获得收益的目标。另外，投资者市场传统上对工业地产并不活跃，近年越来越多的投资基金进入到工业地产领域，主要是为高质量的楼宇建筑和具备良好发展性的项目提供支持。

简要内容：　6月末以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震动全球金融市场，人民币与英镑、欧元等国际主要非美货币出现阶段性走贬。值得注意的是，从近期国内金融市场的表现来看，债市、股市、商品市场持续显著走强，好于市场预期。分析人士表示，在经过去年8月、今年1月的两轮阶段性走软之后，近期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展现出韧性显著增强的特征，下半年的整体表现预计好于市场预期。综合中国外汇储备、跨境资本流动、美联储加息进程等内外部因素看，在人民币汇率稳健基调仍延续的背景下，未来较长时间国内金融市场的“脱敏”与“减压”将延续。     稳健基调未改     回顾人民币汇率自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以来的表现，在英镑、欧元等主要非美货币汇率一度猛烈下挫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虽也出现持续小幅走贬，但与全球主要非美货币相比调整幅度较有限。     数据显示，截至7月1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950，较英国脱欧公投前下跌1.97%；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价周二收报6.6850，较6月23日收盘价下跌1.63%。而截至北京时间7月12日16时30分（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日内交易收盘），欧元、英镑对美元汇价较英国脱欧公投之前的跌幅，分别高达2.67%和12.44%。此外，加元、瑞郎等非美货币汇价均有接近3%的跌幅，在此期间全球主要非美货币中仅有日元、澳元没有出现明显贬值。     整体来看，近半个多月来人民币对美元的走软幅度，虽然在近年来较少见，但在英国脱欧对国际汇市产生巨震的大环境下，人民币汇率的整体表现相对于其他主要非美货币仍称得上稳健。在此前国外部分金融机构持续大幅唱空人民币汇率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在外部重磅金融事件带来一定冲击时，没有出现超出预期的走贬。     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胡月晓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英镑、欧元汇价急跌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若逆势坚挺反而会给进出口部门带来冲击。整体看，前期市场对于人民币的贬值预期有些“过度偏空”，近几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事实上已经体现出非常明显的企稳迹象，尤其是周二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价没有跟随中间价下跌而出现进一步走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70整数关口将会有非常强的支撑，预计人民币汇率未来至少一到三个月时间内都将稳定在该水平附近。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胡月晓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不会失控。一方面，人民币资本项目并没有大幅开放；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目前仍然在继续稳步推进，这也会约束人民币不出现太大的贬值。     此外，综合国泰君安等多家券商的分析观点，目前机构普遍认为，年内人民币由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外部因素变化而可能出现的走贬幅度，预计较有限；人民币对全球一篮子主要货币的汇率指数水平也将整体保持基本稳定。     资本外流压力减弱     去年年中以来，随着中国外汇储备总规模、外汇占款出现负增长，投资者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度显著升温。结合A股市场在去年8月、今年1月的两次阶段性走势来看，投资者往往对于外储等金融数据阶段性较差的表现，产生焦虑甚至恐慌。值得注意的是，6月中国外汇储备及FDI（外商直接投资）等与跨境资本流动的金融指标，整体表现大大好于预期。     央行7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2052亿美元，较上月增加134亿美元，创2015年4月以来最大增幅，而市场预期为减少247亿美元。此外，商务部7月12日公布，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52.3亿美元，同比增长9.7%，也明显好于此前多数机构预测。     国泰君安分析，6月人民币汇率贬值但外储意外回升的现象超出预期。这虽然可能和外储中两类资产（日元以及发达国家国债）上涨以及外储资产中债券利息支付有关，但这显示出在英国脱欧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中国的资本流出意愿并不强烈。这与去年8月及今年1月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申万宏源也认为，6月人民币虽出现明显贬值但资本外流压力明显减弱，造成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可能是6月日元对美元升值以及贸易顺差较高所带动。总体而言，外汇储备的变动表明，对于近期人民币贬值市场并不担忧，资本外流压力正持续减弱。     股市债市回暖或延续     对于人民币汇率走势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分析人士认为，综合6月下旬以来国内股市、债市、大宗商品等主要金融市场的表现看，投资者悲观情绪显著改善、汇率“脱敏”初见成效，未来较长时间主要金融市场的“减压格局”将延续。     国泰君安认为，经过去年8月、今年1月及6月以来的三轮走软，人民币汇率高估部分修正较多，对金融市场负面影响正逐步下降，人民币汇率可能正接近“软着陆”。而这将为未来的货币政策打开空间。     股市方面，胡月晓认为，市场主要的担忧并不是在于人民币贬值，而是由贬值或过度异常波动造成的资本外流。在前期人民币贬值利空充分消化后，投资者对于汇率等方面的风险预期会持续改善。后期包括经济见底企稳、企业盈利回升等利好预期则有望更多影响市场。     中大期货研究员朱润宇表示，结合前期人民币汇率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看，前期人民币汇率走弱将会提升国内企业的盈利。在国内利率水平仍有下降空间的情况下，这将带来“分母”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及“分子”盈利的改善，从而共同修复A股市场的偏高估值。     分析人士指出，后期投资者对于人民币汇率预期有望逐步企稳，汇率因素对于货币政策的掣肘也有望明显下降。相较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内利率债市场的收益率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整体来看，6月末以来股市、债市、商品市场回升的态势有望延续。

简要内容：生物医药“十三五”规划已基本制定完成，按照相关工作流程，这一规划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将重点发展重大疾病化学药物、生物技术药物、新疫苗、新型细胞治疗制剂等多个创新药物品类，同时发展生物3D打印技术等重大医疗技术。 　　根据规划，抗肿瘤、抗抑郁、糖尿病、肾病、心脑血管病等药物将是“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的新药品类；在临床中有巨大应用前景的蛋白及多肽药物、新型细胞制剂等生物医药制剂也将得到优先发展；此外，生物3D打印、大分子药物、干细胞、基因等前沿性生物医药技术，在未来五年也将得到长足发展。 　　此外规划还提出，加快专利到期药物仿制上市。针对防治重大疾病或突发疫情等用药需求，仿创结合、系统集成，研制20到30个临床需求巨大的药物品类，并切实解决产业化问题，满足临床用药的急迫需求，到2020年国际专利到期的重要药物90%以上实现仿制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医药“十三五”规划除了对“十三五”期间药物品类的研发和技术发展作出详细部署外，还对整个生物医药产业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即进一步促进整个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根据规划，到2020年，要推动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实现药品质量标准和体系与国际接轨，其中至少100家药品制剂企业取得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WHO认证，并实现药品出口；按照国际药品标准、研制并推动10到20个化学药及高端制剂、3到5个新中药、3到5个新生物技术药在欧美发达国家完成药品注册，并加快其进入国际市场。     规划还提出，到2020年，推动3到5家基础好的大专院校与制药企业联合建立具有高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的大型医药研发基地，同期建立国家级转化科学中心和协同创新中心，突破10到20项重大核心关键技术，初步建立国家药物创新体系和创新团队，并使我国制药工业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促成部分重点医药企业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力争国际销售收入平均突破百亿元水平。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向《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意义重大。一方面，我国生物医药市场巨大，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医药消费市场，2014年我国药品市场纯销售额已突破1.5万亿元。当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超过1.2亿，医疗需求快速增长，将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未来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庞大，到2014年全产业销售额接近2.5万亿元，但我国药物的自主研发仍很薄弱，药品生产以仿制为主，原创性药物较少，生物医药关键技术也和国际水平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培育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并力促整个产业涉足国际竞争，将成为提升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关键。     为了能在“十三五”期间达到上述规划目标，规划还提出了多项战略支撑和保障措施。其中包括：遵照国际规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和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LP），建立或标准化国际前沿的各项新药临床前和临床评价关键平台；优化和完善新药物优先评审和快速审批政策，强化审批检验人员队伍的扩充；细化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保障新药审批。     招商证券等券商研报指出，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我国确定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方面，加快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将进一步满足我国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产业，生物医药领域和化工等基础制造业部门息息相关，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对促进上下游产业、带动化工等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也有着巨大促进作用。

简要内容：　 ●企业海外投资在东道国面临的风险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即政治风险和非政治风险。非政治风险又可以分为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相对而言，属于企业可以不同程度地预测和控制的风险。政治风险属于企业比较难以预测、不可控制的风险。 　　 ●防范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在决定开始投资或启动项目之前，一定要对可能的风险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在合同文本的设计中有所体现。而一旦风险发生，则要寻求适当的争议解决途径，其中，更有可能的选择是进行国际商事仲裁。 　　 ●防范政治风险，一般情况下尽量回避政局动荡或者政府信用不佳的国家。一旦政治风险发生，协商解决争议或者诉诸东道国国内诉讼或仲裁都较为困难，较为可行且在国际实践中也日益普遍的作法，是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CSID）国际仲裁。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亚投行将与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起，在资金融通方面汇集资源、提供便利，实现融资领域的“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一带一路”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也带来了更多、更复杂的挑战。面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和争议，中国企业应当背靠强大国家，善用法律武器，充分防范风险，妥善解决争议。 　　 “一带一路”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持续发展，从“做大”向“做强”迈进，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行“走出去”战略，鼓励我国企业以海外投资、并购等方式拓展国际业务，融入全球经济。 　　 事实上，历经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中国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单纯的吸引外商投资大国变为双向投资大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额逐年上升。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的2.3倍；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位居世界第三，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对外投资大国。 　　 “一带一路”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引领作用显著。“一带一路”倡议日益得到相关国家认同和响应，与我国加强投资合作的意愿不断增强，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快速增长。2015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我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3987个，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可以说，“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 　　 但与此同时，海外投资的固有风险依然存在，而且因为“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误解和分歧在所难免，因此“走出去”过程中的商业、法律和政治等风险不容忽视。 　　 “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风险 　　 企业海外投资在东道国面临的风险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即政治风险和非政治风险。 　　 非政治风险 　　 非政治风险是指不是源自东道国政治因素的、投资者（企业）大体可控的风险。又可以分为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 　　 商业风险是指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等有关的风险，如企业经营不善的风险、商业决策失误的风险、技术研发失败的风险、交易对手违约的风险等。这些风险与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管理能力等密切相关，属于商业运作的范畴，在此不予赘述。法律风险则是指海外投资不符合东道国相关法律要求或者违反其相关法律规定而无法顺利进行的风险。 　　 较为常见的法律风险，首先是准入风险，即海外投资因为不符合东道国相关法律要求、无法通过东道国相关审查机制而不能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风险。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例子，一是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二是外商投资反垄断审查机制。而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东道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对中国企业的适用更为频繁，影响也更多。2012年三一集团收购美国俄勒冈州风电场项目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叫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次是合规风险，即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开始经营后，因违反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不甚熟悉的环境、劳工、人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或制裁的风险。 　　 尽管非政治风险多种多样，但相对而言，都属于企业可以不同程度地预测和控制的风险。 　　 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因为东道国国内政治、政策变化而导致的风险。主要的政治风险有四类：战争风险，即东道国发生战争、内乱及其他类似战争行为的风险；汇兑限制风险，即东道国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投资者将投资所得转移出东道国的风险；征收风险，即东道国对投资者的财产实行征收或国有化的风险；政府违约风险，即东道国不履行或拒绝承认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协议的风险。 　　 总体而言，政治风险属于企业难以预测、不可控制的风险，商业保险机构一般也不予承保政治风险。 　　 非政治风险的防范和应对 　　 对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预先防范极为重要。在决定开始投资或启动项目之前，一定要对东道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则进行细致深入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对可能的风险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在合同文本的设计中有所体现。 　　 而一旦风险发生，例如交易对手不履行合同或者不按约定履行合同，则要寻求适当的争议解决途径。如果不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则可以诉诸东道国国内诉讼或仲裁。但由于投资者往往不熟悉东道国国内司法程序或者因为“外国人”的身份而对其缺乏足够信任，因此更有可能的选择是进行国际商事仲裁，即双方共同同意将争议提交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依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世界主要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包括国际商会仲裁院（巴黎）、伦敦国际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等。从受案量和争议金额看，我国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院委员会现在也已跻身世界主要仲裁机构之列。 　　 政治风险的防范和应对 　　 对政治风险，预先防范同样重要。在决定开始投资或启动项目之前，有必要对东道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一般情况下尽量回避政局动荡或者政府信用不佳的国家。 　　 另外，可以考虑投保海外投资保险，即投资者母国为了鼓励和促进对外投资，专门针对海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而由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承保的风险。就我国企业而言，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开设有海外投资保险业务。 　　 而一旦政治风险发生，协商解决争议或者诉诸东道国国内诉讼或仲裁都较为困难，因为争议双方在主体地位上存在显著的不对等，一方是私人投资者（企业），另一方则是主权国家。较为可行且在国际实践中也日益普遍的作法，是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允许投资者直接对东道国提起仲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作为私主体的投资者（企业）与作为主权者的东道国置于平等地位，以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要想有效约束作为主权国家的东道国，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显然不可能依赖东道国或母国的国内法来维系和支撑，而必须通过具有国际法上约束力的条约或协定来实现。实践中，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或自由贸易协定中都普遍规定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国际投资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这些双边条约/协定，缔约一方投资者在出现条约/协定规定的情形时，可以对缔约另一方（东道国）提起仲裁请求；而缔约另一方根据其在条约/协定中的承诺，必须接受并参与仲裁。仲裁通常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进行，如争议双边同意也可以在其他仲裁机构进行。ICSID是根据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简称《华盛顿公约》）成立的常设争端解决机构，也是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五大机构之一。 　　 事实上，投资者私人权益与东道国主权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是国际投资法上永恒的主题。国际投资法律制度中的实体性内容如投资者待遇、国有化与征收，程序性内容如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均是围绕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权衡而构建和展开。 　　 早期的国际投资流向单一，即从传统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上的差异使得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权利义务安排呈现单向性，即单方面强调投资者的权利和东道国的义务。体现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即是主要着眼于为投资者诉东道国提供程序性保障和便利，而罕有考虑维护东道国权益。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领域呈现多样化特征，资本输入国与输出国之间的关系不再一成不变或是泾渭分明。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走向双向化，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投资也快速增长，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兼具资本输入国和输出国的双重身份。这客观上要求在双边投资条约或者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章节中，对投资者和东道国的权利义务作出更加平衡的安排。反映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即是要在继续为投资者提供强有力保护的同时，对投资者提请仲裁的权利以及仲裁程序本身施加必要限制，以更好地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权益。 我国已于1993年加入《华盛顿公约》，并同意将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有关投资争议提交ICSID解决。我国虽然传统上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持慎重态度，并在1993年加入《华盛顿公约》时作出保留，仅同意将因征收和国有化而产生的有关补偿的争议提交ICSID仲裁，但1998年以来态度有所转变，在所签订的第三代双边投资条约中基本上放弃了这一保留，转而全面接受ICSID的管辖权。我国近年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或自由贸易协定中，均规定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因此，中国企业应当充分利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应对政治风险，维护自身权益。 　　 顺应开放合作 探索规则模式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 　　 “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走出去”的任务虽然艰巨，但前景必然光明。正如习近平主席2013年10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引用的诗句所言：“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简要内容：上半年，滨海新区紧紧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以调结构、促转型、增动力、提效益、惠民生为主线，积极推行目标任务清单化、工作推动项目化、落实责任具体化，坚持靶向引导，精准施策，多措并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平稳向好。预计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00亿元，增长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6.4亿元，增长13%；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亿元，增长13%；实际利用外资35.5亿美元；实际利用内资649亿元，增长15%。工业增速逐月回升，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服务业增势较好，营利性服务业收入增长30%以上。“三张清单”231项任务中195项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今年以来，新区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出台了促进新兴产业、总部经济、小巨人升级发展等9项政策，积极实施“一助两促”、降成本等系列精细化帮扶措施，进一步扩大增量、提升存量，着力培育新的增长动能。首先，“三个一批”保持滚动发展的良好势头。上半年，新开工项目265个，比上年同期增加近1倍；竣工项目72个，比上年增加10个。新签约项目582个，投资规模达到4093亿元。与此同时，功能区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的主力军作用也得到充分展示。其次，在创新驱动战略带动下，北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院、清华电子信息研究院等研发平台相继投入运营，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上半年，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614家，累计达24657家；新增小巨人企业135家，累计达1279家。此外，滨海新区全方位扩大开放成果喜人，尤其是在自贸试验区的带动下，上半年全区新增市场主体15603户，增长9.5%。 　　美丽滨海建设扎实推进 　　上半年，新区以打造核心标志区和完善大交通体系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水平。文化中心、万达广场等一批标志性工程建设速度加快，海河外滩提升改造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轨道交通B1、Z4线开工建设，塘汉路拓宽一期、疏港联络线南半幅完工，轻轨恢复运营至市民广场站。多措并举治理货运超载顽症，开工建设11处动态治超承重装置和8处高清卡口，南部区域货运服务区基本建成。“两规合一”修编工作有序推进。 　　深入实施“四清一绿”行动，开展新一轮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实施燃煤供热锅炉改燃并网、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等工程，开展全区范围坑塘和沟渠黑臭水体治理。完成20条道路绿化，街心公园、郊野公园、海港生态公园、遗鸥公园等项目加快推进，新建提升绿化面积933万平方米。完成农村绿化造林8406亩，植树60.8万株。推广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建成地埋式垃圾桶500个。 　　社会事业持续进步 　　以“十大民生工程”和改善民生20件实事为重点，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扶持自主创业，上半年发放小额担保贷款2000万元；开展急需技能工人订单式培训；新增就业6万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2500人。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标准，扩大居民门急诊就医范围。完成5万名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查体工作。第一老年养护院竣工，新建新北街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天津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开工建设，天津一中滨海学校、中建幸福城小学等项目主体完工。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实施老旧小区、农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1800套。有序推进示范镇100万平方米还迁楼入住工作。完成10个社区服务站提升改造。开工建设兴安花园菜市场、联盟集贸市场等一批菜篮子工程。塘沽文化馆、汉沽文化中心提升工程开始实施。第六届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展演。举办滨海旅游黄金100天和首届滨海购物体验季活动。启动建设60个社区健身路径、10个多功能运动场。新开提升公交线路4条，新建改建中途站10对。 　　强化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责任边界。对370家危化企业实施入网监控，启动建设功能区、街镇安防网监管中心。深化“打非治违”行动，狠抓重大安全隐患整改，坚决打击流动加油站，开展新一轮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推进以“拆违保安全”为引领的拆违治乱行动，拆除违章建筑90万平方米，第九大街桥下空间、港城大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得到彻底清理。抓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全面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检查。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成3.8万个视频监控点位精勘工作。 　　营造齐心协力抓落实良好局面 　　新区认真开展“解敢促”活动，以打造高效、阳光、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创新工作推动落实机制，不断增强执行力。制定出台“三张清单”，每个重大项目、每项重点任务、每件实事都明确了唯一的责任领导和责任单位，形成清晰的工作路线图和时间表，全部向社会公开，逐项全程跟踪督查，营造了齐心协力抓落实的良好局面。 　　今年以来，新区不断创新群众参与方式，开展“政事众评”活动，来自基层的90名评议代表对区政府19个部门的工作进行现场评议，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创新企业帮扶工作，设计“企业身份证”，摸清5600多家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建立企业帮扶信息交互平台，收集企业提出的问题1269个，并以问题为导向，成立5个帮扶工作组，深入企业逐个走访，切实帮助企业解决难题，赢得了企业的信任，群众满意度有了较大提高。

简要内容：　7月2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第二期从业机构高管系列培训在北京举行。据与会人士透露，当天，央行条法司副司长刘向民重点介绍了互联网金融法律与监管制度。 　　刘向民强调，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凡实质从事法定特许金融业务的，一律须申请并获得相关牌照，才可以开展业务并接受持续监督。 　　对法律法规尚无准入要求的“缺门槛”业务，可以考虑实施适当的事前控制。一方面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如技术安全标准，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符合要求的反洗钱措施，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措施等，提高从业机构的经营管理和风险防范能力。 　　另一方面，相关从业机构应当向全国性行业自律组织备案，接受自律管理。 　　“穿透式”监管 　　针对复杂跨界业务的“穿透式”监管，就是要透过表象看清业务实质，以业务属性确定监管要求和监管职责分工，实现监管的全覆盖，不留空白和套利空间。 　　统筹运用监管资源，克服监管职责分割，对互联网金融实施“穿透式”监管。具体而言，一是实现对资金募集、流转和最终用途的全程监管，即资金的全流程应对监管全透明，二是信息应集中共享。 　　伴随资金流的信息流，也应实现全流程的监管共享、消除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考虑大数据监管。三是监管理念大转变，打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但“没娘的孩子没人管”的地盘意识，按业务性质明确监管责任、进行全程监管，实现风险的监管全覆盖。 　　在改善行业生态方面，刘向民表示，完善互联网金融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机制，将违法行为处罚金额的一定比例用于奖励举报人，形成有效的正向激励，加强对举报人的法律保护。 　　借鉴国际证券金融领域集团诉讼和律师风险代理制度，充分发挥律师、会计师、评级等各类市场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以市场和法律的手段完善金融领域民事救急机制。 　　全面加强金融领域广告监管，打击违法广告和不当推介，明确金融类广告和监管和资质要求。不具备法定资质的主体，一律不得向特定对象进行公开宣传推介。同时，对广告内容加强监 　　管审查，防范各类误导和不实宣传。 　　四大监管原则 　　刘向民表示，截至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采取的是金融监管和行业管理相结合，业态监管和市场和秩序监管相结合。 　　当前，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四大原则是，一是依法监管：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业务要根据现行法律和监管规定开展，满足相关准入和资质要求。国际上，Fintech对于遵守现行法规特别重要。二是适度监管：监管的弹性和灵活性问题。三是分类监管和协同监管：分类监管是现实状况，协同监管是互联网金融特点决定的；跨地域、跨行业、跨市场，混业趋势明显。机制建设很重要，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 　　四是创新监管：理念创新，积极监测、密切跟踪、适时评估、及时调整；手段创新：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社会第三方力量，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 　　刘向民透露，在法律制度框架方面，正在制定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拟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授权由省级政府对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在内的各类非存款类放贷组织统一监管、明确了非存款类放贷组织的经营和管理制度、丰富了行业监管和处罚手段、《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目前已经完成起草，出台后将有利于提升包括网络小额贷款在内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的监管效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此外，为有效履行中央银行监管职责，夯实支付结算体系法律基础，央行研究制定了《支付结算条例》，作为支付结算领域的基本法规，其将强化对包括对互联网支付在内的支付体系的监督管理。 　　与此同时，目前，个体网络借贷和股权众筹融资的配套监管办法也正在加紧制定过程中。届时，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框架会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简要内容：近些年随着电商的发展，物流园区成为了很多地方发展的重点。但当前物流园区发展也出血一些新趋势与新问题。我们注意到，近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学会会长何黎明在“2016全国物流园区工作年会”上的发表致辞，对物流园区的新趋势与政策诉求进行了梳理。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确定因素增加。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积极因素在积聚增多，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下行压力。新的形势对物流园区以至于物流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要求物流业创新发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服务制造，要求增强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构建完善的农业和农村物流服务体系；电子商务迅猛发展，要求建立健全与之配套的物流服务网络；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要求物流业集约、节约发展，推广绿色物流；“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都对物流业提出了新要求。 　　1、物流园区8大新趋势！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物流园区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一是产业融合的趋势。物流园区向产品生产地或消费地集聚，以物流引加工，以商流带物流。靠需求推动，产业支撑发展物流。 　　二是专业细分的趋势。货运服务型向空港、海港、“公路港”、“铁路港”、陆港、“无水港”细分；电商、快递、冷链、汽车等专业园区大量出现。 　　三是两网协同的趋势。互联网+催生智慧型物流园区，信息平台型企业与物流园区合作，“天网”与“地网”对接。 　　四是两权分离的趋势。物流园区业主单位引进专业管理团队托管经营，管理公司实现了低成本快速扩张。 　　五是多式联运的趋势。据调查，已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物流园区引入铁路专用线，15%左右的园区临近港口码头，具备两种以上交通连接方式的园区越来越多。 　　六是跨界跨境的趋势。“一带一路”战略深入推进，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国际物流运输通道正在形成；跨境电商建设海外仓，业务范围跨越国界。 　　七是互联共享的趋势。物流园区通过兼并、重组、结盟等形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协同共享。 　　八是两级分化的趋势。实力型、创新型物流地产商加紧连锁复制，物流地产资源加速向知名品牌集中。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缺乏扎实的需求分析和明确的功能定位，物流园区在招商运营中遇到困难，处于“无物可流”的境地。随着市场竞争加剧，物流园区将面临进一步分化的趋势。 　　2、物流园区6大政策诉求！ 　　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必须强调协同创新，融合发展。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动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提出构建交通物流融合发展新体系。我们需要抓住机遇，打通全链条、构建大平台、创建新模式；需要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全程供应链协同，“一单制”服务；需要公铁水航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和货流、车流、人流高效匹配，一贯化运输；需要仓库、托盘、货架、装卸、搬运等设施设备一体化运作，智能化管理；需要“天网”与“地网”协同，打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张网”；需要配合“一带一路”战略，跨越国界谋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协会各方面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共同营造以物流园区为枢纽节点的“产业生态圈”。 　　物流园区实现转型升级，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适宜的政策环境。近年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我国物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是，随着形势变化和行业发展，新的经营模式不断涌现，现有的体制政策还不能适应物流业发展的需要。前不久，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持召开全国现代物流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同政府相关部门一起听取并梳理了企业诉求。 　　一是需要规划落地。希望将物流园区用地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明确用地性质，安排专项指标，切实解决“用地难”“用地贵”问题。要充分认识物流业的基础性作用，不要以“亩均税收”“亩均投资”等条件抬高物流基础设施用地“门槛”。不要因为地价升高、城市扩容，迫使物流园区无限度外迁。 　　二是需要减税降费。希望延续物流业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政策；增加进项抵扣，切实解决“营改增”试点中道路运输业税负增加问题；允许规范运营的物流园区或信息平台为个体运输业户开具增值税发票。希望彻底清理涉企收费项目，根治“乱收费”“乱罚款”顽疾。 　　三是需要减证放照。希望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归并减少审批事项；必须保留的审批事项，希望采取“一证多用”“一照多址”“一次办结”“网上审批”等便民措施。 　　四是需要通行便利。希望政府投资改造物流园区周边环境，协助做好交通疏解。希望“变堵为疏”，为配送车辆进城通行停靠和装卸作业提供方便。 　　五是需要扩大融资。希望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多渠道解决物流园区融资难题。 　　六是需要统一监管。希望政府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统一执法监管标准。推进政务公开，建立行业诚信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简要内容：6月28日，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海河教育园区内的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会议厅举办了一场揭牌仪式，北贸通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实训创业基地正式成立。天津市商委、进出口商会、海河教育园、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北方国际集团、海航物流集团、中信保、中外运、浪潮集团的各界领导嘉宾应邀出席。这也是天津首家外贸复合人才校企合作孵化器，标志着本市对于外贸人才的教育已经从原有的单一国际贸易专业培养进入到“外贸+互联网+金融”的复合型实战人才塑造阶段。 此次北贸通与商务学院共同设立实训创业基地，旨在为实现外贸创客理念，拓展业务渠道，加强人才梯队建设营造一个实体空间。双方将秉承“面向未来、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宗旨，一方面充分利用北贸通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资源，发挥其专业外贸团队经验、一流线上系统、严谨风控体系、多方资源整合、创新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一方面高效利用商务学院的外贸职业教育基地资源，发挥其教育空间和硬件、理论和实训结合、对口学院生源、专业教师团队等方面的优势。 北贸通董事长刘恩闽在进行项目介绍时坦言：“北贸通与商务学院的合作，就是要把外综平台的市场潜力、品牌价值和社会责任都发挥到最佳程度，将最前沿的外贸实战经验引入到商务职业化教育中。”

简要内容：时隔两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再次在渤海之滨的天津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李克强总理提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李克强指出，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把政府该放的权放出去，能放给市场的直接放给市场，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就在201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地天津，其自贸区自挂牌以来聚焦“为国家试制度 为地方谋发展”两大主线，不断优化服务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制度创新积极探索着。 　　简化政府流程一颗印章管到底 　　“以前办个证要提供很多材料，去好几个部门盖章，最少也得两周才办下来，现在效率高多了，提交材料，三天就办下来了！”在新港开药店的徐先生来到自贸区中心商务区服务大厅刚刚办完营业执照兴奋的告诉记者，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审批效率提高带来的便利。 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片区综合服务大厅，企业办事人员在登记信息。未来网记者 杨佩颖摄 　　据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片区综合服务大厅负责人徐斐介绍，大厅共设置59个窗口，服务大厅实行帮办人员与工商工作人员1：1比例统一录入企业申报信息，录入之后工商、税务、质监等部门可以通过共享平台实现共享，这样就避免了以前企业办事人员跑多个窗口重复录入信息的过程。 　　记者了解到，服务大厅承接市政府授权给自贸区的24项行政许可服务事项，将企业设立、贸易服务、资质资格等全部纳入，建立了综合受理单一窗口，实现“一次报件，综合受理、一证办结”，审批全流程便利化服务，将审批效率提高了75%，大大节约了企业成本。 　　2016年首日，天津市双创特区“双创通”企业管家服务平台上线运行，集成了生成服务订单、自动匹配服务管家、服务动态全程跟踪等功能，通过注册登录“双创通”平台，企业和个人即可享受专职服务管家带来的基础、运营服务和各类对接服务。 　　自贸区还通过政府招投标引入10家高标准、市场化的企业设立、税务服务、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等，构建“专家+管家”的新型服务模式。 　　据了解，一年多来，天津自贸试验区实施了“一颗印章管审批”、“一份清单管边界”、“一个平台管信用”等“十个一”的政府职能改革，让企业主和投资者体会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成了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的权力“减了肥”，企业的“腰包”却鼓了。 　便利审批吸引外商投资 　　“过去外商设立一家企业，需要到国家或天津市各个部门进行审批，办理时间较长。而负面清单实施后，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负面清单之外的‘法无禁止即可为’，而且绝大多数不需要审批，只需要备案，大大便利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境外投资业务的开展。”天津港东疆片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融资租赁公司从批筹到开业通常要半年，而在这里只用了一个半月。”一家金融租赁公司的负责人表示。每一家在这里注册的企业都深深地感受到自贸区“负面清单”改革带来的便利。 　　据统计，2015年天津自贸试验区新设外资企业657家，占全市55%，其中95%通过备案方式设立。今年1-3月，新设外资企业196家，增长89%，注册资本536.3亿元，增长118%。 　　检验检疫一体化 服务协同发展 　　“以往北京的企业在完成申报、保税等环节后还需要到天津口岸区完成放行手续，这样就需要每周频繁来往于京津之间，特别麻烦。以前至少要3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的手续，现在半个或者一个工作日就可以了。” 奔驰公司物流部经理韩庆欣说，时间减少了，意味着在这段时间货物的堆存成本的减少，以及后续的一系列环节的节省。 　　韩庆欣大概估算了一笔经济帐，“如果按照去年全年集装箱申报的数量算，每年我们可以节省近900万的成本。” 　　据了解，天津自贸试验区实行京津冀跨区域检验检疫“通报、通检、通放”和“进口直通、出口直放”一体化模式，使通关时间平均每批货物节省0.5天，每标准箱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120元，口岸快速放行率达88%，口岸通关效率提升75%。 　　此外，天津自贸试验区还推出了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八项举措，在京冀地区设立了10个无水港，实施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整体通关物流成本减少近30%。助推了整个区域对外开放新格局。 　　175项制度创新超七成落地 　　据了解，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天津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北方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其战略定位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努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 　　天津自贸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蒋光建介绍称，去年4月21日正式挂牌以来，天津自贸区先后推出两批自主制度创新清单，共175项，涉及政府职能转变、投资与贸易便利化、金融改革创新等多个方面，目前已有超过70%完成落地。 　　“制度创新是天津自贸区蓬勃发展的动力之源。”蒋光建说。 　　制度创新进一步释放了市场活力，2015年天津自贸区新登记市场主体14105家，同比增长1.2倍，注册资本近4000亿元，同比增长2.2倍。 　　“改革的最大障碍不在体制而在观念，国家自贸试验战略的落实，难就难在政府自我动刀。我们宁可自己忙一点、累一点也要让市场主体过得舒服一点，让他们充分享受改革释放的红利。”蒋光建说。 　　蒋光建相信，随着改革创新的持续深入，自贸区改革将为天津的腾飞注入更多动力。

简要内容：  距离上半年GDP数据公布还有不到20天时间，国家发改委高层密集在地方“摸底”经济运行情况。 从6月中旬开始，国家发改委四个副主任宁吉?、何立峰、胡祖才、连维良先后赴云南、上海、重庆、山东、贵州等地调研上半年经济形势。28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率中央财办和国家发改委调研组在上海主持召开第28次“两省一市”经济形势座谈会。 发改委高层密集调研的目的是什么？调研中透露出哪些信息？ 摸底近半省份经济形势 最近几年，每当季度或半年经济数据发布前夕，国家发改委都会开展经济形势调研。在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发布前，国家发改委已开始在地方调研。 6月11日至14日，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带队赴云南围绕当前经济形势开展调研。调研期间，宁吉?先后主持召开了云南有关企业座谈会和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 6月19日至22日，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何立峰带队赴上海、重庆调研。 6月20日至22日，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率队赴山东省调研。 6月21日至24日，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率队在贵州省开展经济形势调研。 最近的一次是在6月28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率中央财办和国家发改委调研组在上海主持召开第28次“两省一市”（上海、江苏、浙江）经济形势座谈会。 除了副主任率队的调研组外，发改委各司主要负责人也率队到地方进行调研。比如，西部司副司长陈时儆带队赴内蒙开展上半年经济形势情况调研，振兴司司长周建平带队赴吉林省开展上半年经济形势及重点工作调研。 上证报记者梳理发现，除了发改委实地调研的7个省份外，通过座谈会汇报经济情况的省份还涉及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陕西、甘肃等7地。这也就意味着此次发改委“摸底”的省份接近全国半数，区域覆盖了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两周多的时间里，发改委组织多个调研组“摸底”地方经济，目的何在？据公开信息显示，主要是为分析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了解各地经济运行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情况。 比如，刘鹤主持召开的“两省一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有7个省市党委研究室主任、发改委主任参加座谈，汇报交流地方经济运行情况，共同研究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进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多地表示“下行压力加大” 国家统计局将于7月15日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目前市场普遍预测，二季度经济增速保持平稳的可能性比较大，预计增速将维持在6.6%至6.7%左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元春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二季度6.7%的增速是可以稳住的，这主要得益于5.8万亿元11大类投资项目产生的效果比较好。”不过，他指出，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或比上半年要大。 在全国经济半年报公布后，各省也将陆续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从地方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不少省份都表示，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江西省政府27日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稳定，但仍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陕西省发改委日前也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称当前经济走势总体趋缓，下行压力加大，增长动力不足。 国家发改委振兴司司长周建平在东北地区201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也说：“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加大的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各区域、各行业、各企业分化严重，各省市要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 了解地方增长新动能 在“摸底”地方经济过程中，调研组重点关注了哪些方面？上证报记者发现，地方经济增长新动能是一个关注点。 比如，连维良在贵州实地调研了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花溪大学城创新创业园、联影医疗、中德西格玛精密制造、朗玛信息、福爱电子、勤帮生物、货车帮、新能源“车桩网一体化”营运项目等园区和企业。 而从贵州统计局发布数据来看，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当地经济新的增长点。数据显示，5月份，贵州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大幅增长96%，增速是工业平均增速的10倍。 此外，国家级新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等也是调研的重点。 国家级新区是承担着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平台。此次调研中，连维良在贵州考察了贵安新区，何立峰在上海实地考察了浦东新区，在重庆市考察了两江新区。 在调研期间，国家发改委还在重庆两江新区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国家级新区工作经验交流会暨新区工作推动会。 “长江经济带发展”也是发改委关注重点。除了何立峰率队在重庆调研这个主题外，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周小棋日前带队赴四川和云南两省开展了交通运输形势及长江经济带战略推进情况调研。 据悉，在梳理调研情况后，基础产业司近期将形成相关调研报告，为发改委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奠定基础。